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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信息网络及知识产权专业领域资深律师。业务涉及商业地产,民航,企业商务法律事务,兼并收购,诉讼仲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外商投资,等。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政策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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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法修改》:保障律师权利(中国网报道)  

2005-09-14 16:18:16|  分类: 媒体采访和报道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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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法》修改:保障律師權利 
 
中國網 | 時間:2005 年07 月28 日 | 文章來源:中國網 
 
“律師在代理訴訟案件時,會見當事人、調查收集有關證據、查閱案卷等等,本來是法律賦予的權利,但現實中卻往往阻礙很多,這種狀態亟須改變。”北京德恒律師事務所主任王麗說。
 
法律界普遍期待正在修改中的《律師法》能夠有助於解決相關問題。
 
近日多家媒體報道,由司法部負責起草的《律師法(修改草案)》已形成並提交國務院。
中國現行《律師法》是從1997年正式實施的。“當時這部法律的出臺,可以說是中國法制建設史上一個重要的進步,並對律師業的發展具有很大推動作用。”王麗說。
 
中國是從改革開放後不久的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恢復文革中中斷的律師業的。相關資料顯示,目前中國執業律師達11.4萬多人,律師事務所11691個,律師隊伍不斷發展壯大,每年辦理訴訟案件150多萬件,非訴訟案件80多萬件,法律援助案件10多萬件。
 
王麗律師說:“中國社會發展非常之快。律師法出臺後的8年來,隨著中國市場經濟體制、法制建設的發展以及律師工作改革的不斷深化,律師法的一些條款已經不能適應當前形勢,應當做出修改。”
 
律師權利未得到充分保證
 
會見難、取證難、閱卷難等問題是律師業一個普遍的反應。
因為擔心律師與犯罪嫌疑人串供,公安、檢察院等司法機關往往對律師會見當事人做出種種限制,導致律師與當事人會見難。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陳衛東教授說,會見難最突出地體現在偵查階段,一般來說在案件進入審判階段後,律師會見被告人基本上比較順利。陳教授說,按刑事訴訟法第96條規定,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應當經過偵查機關批准。但目前在偵查階段,會見批准制變成了幾乎所有案子的必經程式,而且,偵察機關對會見往往限制時間、次數、談話內容。
 
關於調查取證難,陳衛東教授說,雖然訴訟法第96條規定律師在偵查階段即可參與訴訟,但沒有承認律師在偵查階段的辯護人地位,這使得律師在這一階段處於尷尬地位,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麼。而在審查起訴和審判階段,法律雖然規定律師有權自行調查取證和申請調查取證,但同時規定律師調查取證要徵得證人或其他有關單位和個人的同意,向被害人及其提供的證人取證還必須經人民檢察院或人民法院許可。實踐中,證人不願作證、單位不予配合的情況很常見。
 
此外,律師權利得不到充分保障的常見現象還有,律師查閱案卷材料的權利得不到保障,閱卷的範圍、時間受到限制;在法庭的舉證權、質證權、辯論權、提問權也受到一定限制和輕視,有時相關知情權也得不到及時保障,等等。
 
陳衛東說,律師的權利大致可以分為具體執業權利與執業保障權,二者相互配合,共同支持著律師有效地履行各種法定職責。
 
諸如會見權、調查取證權、閱卷權、通信權等等,都屬於律師具體執業權。陳衛東教授說,事實上,在中國現有的律師權利體系中,雖然具體實施狀況還需要進一步完善,但具體執業權利的種類大致還是齊全的。
 
陳衛東說,目前更為突出的問題是,律師執業保障權長久以來都沒有得到應有重視,現行律師法中僅簡單地規定了“律師依法執業受法律保護”與一定條件下的拒絕辯護或者代理權兩類執業保障條款,而對於一系列基本的執業保障權並沒有任何體現,如獨立自由執業權、拒絕作證的權利、拒絕搜查與扣押權、執業言論豁免權、拒絕辯護與代理權、取得合理報酬權等。
 
在談到律師拒絕作證權時,北京廣盛律師事務所上海分所劉春泉律師說:“如同執行緊急任務的警察經鳴警笛可以闖紅燈一樣,律師應當享有一些職業特權,否則從業者無法履行其天職。律師應當有權為當事人、證人、第三人保守秘密,哪怕這些秘密可能涉及犯罪,除非危害國家安全或者重大公共利益,律師不能被強制泄漏這些秘密。”劉說,在法治比較成熟的國家,醫生、牧師等都享有類似的權利,例如躺在手術臺上的不論是否罪犯,在醫生眼裏都只是病人。他說,在西方國家實踐中,拒絕作證權有的是以判例方式確立的,有的是律師職業道德規範確立,考慮到中國現實情況,律師拒絕作證權應以成文法的形式以予明確。
 
對於律師法修改,許多人認為,應當通過大範圍充實律師執業權利而將現有的律師法由“管理法”轉變為“權利法”,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參考世界各國律師法的立法例,律師法基本上體現的是管理法的特點,解決律師權利的擴大問題不應當僅僅通過修改律師法來實現。
陳衛東教授說:“我認為,律師法的本質應當是一種職務法,既應當體現律師資格、執業管理、行業管理等方面的管理內容,也應當體現確保律師依法律師職責的執業保障方面的內容。至於律師具體執業權利,應當在《刑事訴訟法》等相關法律條款中做出規定。”
 
涉及相關法律修改
 
陳衛東教授的上述觀點涉及到的是律師諸種權利在律師法及其他相關法律條款中如何合理分佈的問題。
 
中國現行律師法列舉了各種具體執業權利,包括調查取證權、閱卷權、會見通信權,出席法庭、參與訴訟權以及享有訴訟法律規定的其他權利。陳衛東認為,這種列舉具體訴訟權利的做法意義不大,一方面,它很難能夠完整地體現各種具體執業權利,因為律師代理的業務各異,所需的權利內容、權利的規範與救濟也有很大差異;另外,律師法作為一部“非基本法律”,對很多權利的完善問題是“束手無策”的,如關於會見權的完善,必然涉及增加公安機關、檢察機關相關的保障義務、違反責任等內容,而這超出了律師法的調整範圍。“因此我認為,應當取消現行律師法所有有關具體執業權利方面的條款,將有關內容劃歸刑事訴訟法調整。修改後的《律師法》規範的重點則要轉移到律師執業保障權的有關內容上。”陳說。
 
陳衛東認為,在律師的執業保障權利中,獨立自由執業權、執業言論豁免權、合理取酬權、拒絕辯護與代理權均應在《律師法》中權利一章加以體現或者予以完善。而由於律師執業保障權利中的拒絕作證權與拒絕搜查扣押權,更多地涉及到刑事訴訟法中的證人特權部分以及搜查、扣押程式的規定,參照大多數其他國家或地區的立法例,亦應當歸入刑事訴訟法中相關章節中加以規定。
 
對於《律師法》修改涉及的內容,業內人士的提案很多,其中有個倍受關注的焦點,是是否對《刑法》第306 條做出修改。
 
該刑法條文規定:在刑事訴訟中,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毀滅、偽造證據,幫助當事人毀滅、偽造證據,威脅、引誘證人違背事實改變證言或者作偽證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嚴重的,處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年前,經過兩年多在罪與非罪中的掙扎,湖北律師王萬雄被無罪釋放。
 
1998年10月,王萬雄接受委託,為一起惡性強姦殺人案中的犯罪嫌疑人陳亮作辯護人。在會見嫌犯的過程中,陳亮稱案發時他在朋友鐘新濤的宿舍,沒有作案時間,律師王萬雄在查閱相關材料時,未見偵查機關調查鐘新濤的證言,於是便到鐘新濤處取證並製作調查筆錄。
 
因這份筆錄,王萬雄被檢察機關指控“引誘證人作偽證”。
 
根據潛江市檢察院的指控,在鐘新濤處,王萬雄詢問鐘新濤:1998年4月29日晚,陳亮是否去過你宿舍?鐘新濤回答:沒去過。王萬雄反復讓鐘新濤想,並說:陳亮說去過你那裏。鐘新濤即回答:好像去過。王萬雄便要鐘新濤出庭作證。1999年1月12日下午,鐘新濤在法庭上作證說,自己案發時陳亮與其在一起。但此後,在公訴人的詢問下,鐘新濤又承認自己作了偽證。
 
因為涉嫌“辯護人妨害作證罪”,律師王萬雄於2001年7月2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9日被逮捕。2002年元旦,潛江市法院一審判決王萬雄無罪,他暫時走出看守所。但潛江市檢察院認為一審判決“認定事實錯誤,導致適用法律不當”,又向上級法院(漢江市中院)提起抗訴。4月12日,漢江中院作出判決:妨害作證罪成立,判處王萬雄有期徒刑1年。
在獄中的王萬雄開始寫申訴材料,湖北省律協也為他的案子奔走。最終湖北省高院判決王萬雄“無罪”。
 
據多家媒體引用過的資料:自1997年至今,涉及“偽造證據罪”、“妨害證據罪”的案件佔全部律師維權案件總量的80%。全國律師協會曾對23個律師偽證罪的案例進行統計分析,結果表明,其中11個案件涉嫌的律師被無罪釋放或撤案,錯案率近50%。
 
刑法306條這一懸在律師頭上的達摩克歷斯劍,使許多律師對於一些訴訟業務尤其是刑事訴訟業務避而遠之,或在代理案件時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很多法律界人士認為,參照國際上很多國家都確立的律師的刑事辯護責任豁免原則,刑法第306條應當取消。
 
也有觀點認為,刑法第306條不應取消,理由主要有:任何職業都應有法律約束;難道律師不作偽證就不能從事辯護?難道律師作偽證就可以不受懲戒?
 
“如果律師自身都岌岌可危,又怎麼保障當事人的利益?”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陳瑞華在多次呼籲廢除刑法第306條。他說,事實上,刑法第307條已經有了對作偽證的定罪量刑規定,刑法第307條規定:“以暴力、威脅、賄買等方法阻止證人作證或者指使他人作偽證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幫助當事人毀滅、偽造證據,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司法工作人員犯前兩款罪的,從重處罰。”這樣,再在306條單獨對刑事訴訟辯護人、代理人(主要是律師)做出規定,其實是一種歧視性立法。並且306條對“引誘”等妨害作證行為的規定比較模糊,難以度量。
 
公民權利的延伸
德恒律師事務所主任王麗律師說,律師是依靠自己的專業知識生存的勞動者,保護律師的權利是保護勞動者合法權利的要求。
 
“同時,保障律師權利更重要的意義還在於:保護公民利益。”她說。
 
王麗說,辯護律師為被告人辯護,是行使被告人權利。律師的權利不是國家的權力,也不是社會權利,而是公民個人權利的延伸。律師在場權、律師會見權、律師調查取證權,這些為法治國家所普遍認可的權利形態,雖然以律師權利為外在表徵,卻是不折不扣的基本人權。目前律師權利的弱化,使公民在訴訟中蒙冤的可能性增大,近來出現的一些冤假錯案,多少跟律師辯護權不能充分行使有相當關係。
 
王麗說,中國社會正處於轉型時期,政治社會、權力社會正不斷向日益成熟的市民社會過渡,這為律師的職業化發展提供了極為合適的土壤。《律師法》的修改完善,將使律師業進一步健康,也將進一步促進中國法制化建設。
 
文:封婧
供稿:《北京週報》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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